《中国古代文学B》导学设计
（二）
唐五代散文课程辅导（1）
1、本章学习重点：
（1）唐五代散文的发展情况
（2）韩愈的散文创作
2、辅导内容：
（1）唐五代散文的发展情况
隋唐五代文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，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这一时期的文章，一方面扬六朝余波，有讲究辞采的骈文；另一方面革六朝旧习,有散行流畅的古文,开辟了宋、元以后散体文的发展道路。清代严可均编纂《全隋文》36卷,共收文680余篇，作家 160多人。董诰等编纂《全唐文》1000卷，共收文18400余篇,作家3000余人。陆心源又编有《唐文拾遗》72卷，《续拾》16卷。此外，再加上近百年来所出土的碑志等散佚文章，隋唐五代文数量之富，真可谓洋洋大观。
“古文”和“骈文”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两种文体。“古文”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散文”——散行之文，通晓流畅，没有种种形式上的束缚；“骈文”是古代散文发展到魏晋之际的一个变化——通体对偶而且讲究声律。骈文的兴起，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形式上唯美化的一个趋势，唐宋古文家创作古文，反对骈文，也是一种文学审美发展变化的一个趋势。
隋唐五代散文的主要成就在散体的古文方面。魏晋六朝的骈体文,祟尚声律对偶和典故词藻，用古事古语比拟今事今语，语意往往模糊不清，加以声律的拘束，日益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。隋统一后，封建经济和政治有了新的发展，社会生活日趋繁复，骈偶文体更难适应现实的需要，所以隋文帝在开皇四年(584)便“普诏天下公私文翰,并宜实录”，并禁止“文表华艳”。李谔上书请正文体，从崇实尚用的观点出发，抨击了浮华文风“遗理存异，寻虚逐微”（《隋书·李谔传》）的弊害。王通也有类似的主张。但他们的理论尚未触及问题的实质，而积重难返，文帝一纸诏令，并未奏效。炀帝爱好靡丽，骈文仍然盛行。
初唐文章开始出现由骈入散的倾向，并在理论上提出了改革的要求。唐高祖时傅奕请除佛教的奏疏，太宗时吕才反对巫术的文章，都用较通俗的语言，但还不曾有意识地提倡散体文。太宗功业显赫，但所为文章，却学徐陵、庾信。当时，魏徵已指出梁以后骈文“意浅而繁”,“文匿而采,词尚轻险”，是“亡国之音”（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）。李百药也批评南朝梁、北朝齐的文风“俱肆淫声”（《北齐书·文苑传序》）。他们的奏议文章也多用散体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主张文章要有儒学内容：“夫文章之道，自古称雄。圣人以开物成务，君子以立言见志。遗雅背训,孟子不为；劝百讽一,扬雄所耻。苟非可以甄明大义,矫正末流,俗化资以兴衰，家国繇其轻重，古人未尝留心也。”他猛烈抨击浮艳文风“适先兆齐、梁之危”，“不能免周、陈之祸”（《上吏部裴侍郎启》）,并认为当时文场“竞为雕刻”,“骨气都尽，刚健不闻”，“思革其弊，用光志业”（杨炯《王勃集序》）。史学家刘知几著《史通》,在《言语》、《叙事》、《模拟》等篇中,也提出了“言必近真”,不要“雕彩”、“效颦”的主张。这些理论，是古文运动的先声。在创作实践上，武后时的陈子昂倡导诗歌革新，文章虽不见有改革之论，但他的政论都用古文，是唐代第一个学西汉文辞的人。所以韩愈说:“国朝盛文章,子昂始高蹈”（《荐士》）。但总的来说，初唐依旧骈文为主，包括魏徵及陈子昂在内,文字应酬及一般章奏,都还是用骈体写作。
盛唐至中唐前期，大概从玄宗天宝年间到代宗大历期间,相继出现一批祟儒复古、谋求革新的作家,萧颖士、李华、元结、独孤及、梁肃、柳冕等，先后出来提倡散体,反对骈文。唐王朝在开元年间鼎盛,天宝政治日趋腐败,安史之乱后走向衰败分裂,出现了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、朋党之争等危机。一部分士人，为了维护唐王朝封建统治，进一步提倡儒家思想,从萧颖士到柳冕,其文论的基本精神,就是从宗经明道观点出发,强调文章的封建教化作用。萧颖士自称“经术之外,略不婴心”(《赠韦司业书》) 。李华以为“文章本乎作者，……本乎作者，六经之志也”(《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》)。独孤及主张“为文在经”，“文章可以假道”（梁肃《祭独孤常州文》）。梁肃以为“文本于道”（《补阙李君前集序》）,“故道德仁义,非文不明”（《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》）。柳冕更全面指出，“文章本于教化”(《与徐给事论文书》)，“经术尊则教化美，教化美则文章盛，文章盛则王道兴”（《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》）。这种文教结合、文能明道、文道并重、尊经重道的主张，为韩愈、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,使他们在文学史上据有古文运动先驱者的地位,但他们偏重学习五经和先秦两汉的政治学术文章，对魏、晋以来文章采取全盘否定态度，甚至贬屈原作品为“亡国之音”（柳冕《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》），而他们自己的作品又大多带着骈文的余习，因而成就有限。
古文运动的全盛阶段 中唐后期，大约从德宗、宪宗期，韩愈、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，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使古文达到全盛阶段，一直发展到唐末五代。韩、柳古文运动的展开，有自成体系的古文理论，包括明道的原则、养气的功夫、学古的目标、创新的要求等各方面主张，旗帜鲜明，论辩有力。他们都有数量较多、质量较高的古文作品,取精用宏,无体不备,“浑浩流转”(苏洵称韩文语),“雄深雅健”（韩愈称柳文语），风格多样，给人们提供了古文的范本。古文虽然称为“古文”，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，实则是要求从唐代活的语言
中提炼新的书面散文语言，较近口语，扩大了文言文的表达功能,有进步意义。韩愈提倡古文,夺取骈文的阵地；提倡儒教，夺取佛老的阵地，是经过一番斗争的。“时人始而惊,中而笑且排,先生益坚,终而翕然随以定”(李汉《昌黎先生集序》)
。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韩愈又有著名的学生如李翱、皇甫□、沈亚之等相从为古文，扩大其影响。文论家以为“文得昌黎之传者,李习之精于理，皇甫持正练于辞。习之一宗,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”（刘熙载《艺概·文概》）。同时，韩愈的朋友如白居易能写明白晓畅的文章，樊宗师能写奇奥生僻的文章，刘禹锡也是古文好手，他们与韩、柳殊途同归。这样，唐代古文便达到全盛的阶段，后来继之而起者有刘蜕、孙樵、杜牧诸人。刘蜕被刘熙载称为“意欲自成一子”（同前），孙樵被清人列入唐宋十大家之内，杜牧被称为“一时之杰”（同前）。唐末五代，又出现了皮日休、陆龟蒙、罗隐等作家，用短小精悍之笔，讽刺现实，被鲁迅誉为“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□”（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）。
（2）韩愈的散文创作
一、韩愈散文的分类和思想内容
韩愈的散文创作题材广泛、内容丰富。其文章大体上可分为论说文、记叙文、抒情文三大类：
1．论说文。其论说文有哲学论文、政治论文、文学论文。哲学论文主要是宣扬儒家的哲学思想，如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原人》等，体现了他的道统观念。政论散文主要是针对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作，如《原毁》、《师说》、《进学解》、《论佛骨表》、《讳辩》、《诤臣论》等，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思考。文学论文主要是针对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问题，所写的书、序之类的文章，如《答李翊书》、《答刘正夫书》、《送孟东野序》等，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。
2．记叙文。其记叙文主要有传记文和碑志文，如《张中丞传后叙》、《毛颖传》、《柳子厚墓志铭》等，这类作品叙事状物生动形象，也常杂以议论抒情，笔法灵活自如。此外还有抒情文。如《祭十二郎文》、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等，也写得情真意切，极为生动感人。
二、韩愈散文的艺术成就
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成就最卓著的散文大家，他的文章众体兼擅，汲取了前代散文的艺术营养，又富有创造力和表现力。其作品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1．韩愈散文风格从总体上说体现了气势磅礴，汪洋恣肆，自由奔放，感情充沛的特点。皇甫湜说他：“茹古涵今，无有端涯，浑浑灏灏，不可窥校。”（《韩文公墓铭》）苏洵说：“韩子之文，如大江大河，浑浩流转。”（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》）韩文的风格来自他的人格和他的文学主张，人格的浩然正气使其文章理直气壮；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使其文章情感强烈。此外，韩愈还有奇崛排奡和文从字顺的特点。
2．韩愈散文的艺术手法主要体现在说理、叙事、言情上，三者在不同文体中虽有偏用，却也常有交融。其论说文观点鲜明，辞锋犀利，气势宏伟，说理透辟，逻辑性很强，感情强烈。其记叙文常常采用叙事为主，兼以议论和抒情的手法，既能够生动地刻画出人物形象，又能够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，如《张中丞传后叙》就采用了这种手法。其抒情文感情真挚，抒写委婉，如《祭十二郎文》把悼亡的悲情和生活琐事的描写融会在一起，写得凄婉动人，催人泪下。被誉为“祭文中千年绝调”。
3．韩愈散文突出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语言艺术上。韩愈十分重视语言艺术，这与他“文以明道”重道而不轻文观念有关，他曾主张“词必己出”、“陈言务去”、“文从字顺”，语言的匠心独运才能达到明道的目的。他的散文语言精练生动，准确鲜明，流畅而多变，富于创造性和表现力。韩愈的文章语汇丰富，既善于吸取古代的词语，又善于运用当代的语言，熔铸成古朴而新奇的语言。他的许多精警新奇的语句至今流传，如“佶屈聱牙”、“蝇营狗苟”、“动辄得咎”、“俯首帖耳，摇尾乞怜”、“不平则鸣”、“弱肉强食”、“痛定思痛”等等。他的文章句法以自由多变的单行散句为主，也常常有意运用一些骈文的句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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